第29章 骤起波澜（2 / 2）

要知道,在调查小组到来之前,易建朝就让所有人统一了口径,因此每个人的行动报告都大同小异。

调查小组最终得出的结论,自然在所有人的预料之中。

在提交给总参谋部的调查结果报告中,调查小组强调了一点,即《华夏时报》的女记者舒雨婷是在政府下达禁令之后,擅自进入危地马拉,而当时被派遣到萨尔瓦多执行任务的特种侦察部队立即采取了营救行动,一名特种侦察兵在营救行动中牺牲,而特种侦察部队并没有违背军规与政府下达的命令。整个事件,都是由舒雨婷个人所致,即她没有如实交代在危地马拉的活动情况,更没有在获救之后将获取的证据交给营救人员,而是在回国之后,将其发表在了《华夏时报》上。

显然,这是一份说得过去的调查报告。

更重要的是,调查小组所做出的结论,把主要责任推到了女记者舒雨婷身上,而参与营救行动的特种侦察部队反而成了英雄。

在这份调查报告中,隐瞒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即特种侦察部队进入危地马拉的主要目的不是营救女记者,而是去做女记者做的事情,即获取发生在危地马拉的人道主义灾难的证据。

当然,混淆视听是军方一惯的处事方法。

显然,这份调查报告对出兵危地马拉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关键就是,报告中强调了发生在危地马拉的人道主义灾难,淡化了中国派遣军队进入主权国家的事实。

只是,事情还没有这么结束。

在军方的调查报告公布于众之后,《华夏时报》所属的“华夏报业集团”立即做出了积极回应,宣称其记者舒雨婷的行为并没有违反国际记者协会的基本准则,记者有权对发生在世界各地的事情进行采访与报道,而且她的所作所为也是为了帮助正在遭受军人独裁政府残害的危地马拉平民。

显然,“华夏报业集团”的声明无异于火上浇油。

在这个世界上,真正得罪不起的不是军队,而是新闻媒体。

大战结束之后,中国结束了持续十年的战争状态,也就终止了对新闻媒体的管制,随后国民议会通过了一项旨在维护新闻采访自由的法案,即“新闻法”,明确规定新闻媒体有采访与传播新闻的自由,拥有法律所赋予的权利,且在行使权利的时候,不受政府机构的管制与约束。

这部法案,从根本上确定了新闻媒体拥有社会监督权。

可以说,正是这部法案,让新闻媒体变得强大,也让包括总统在内的所有大人物,不得不害怕新闻媒体。

更重要的是,这让新闻媒体拥有了一定的社会话语权。

这就意味着,新闻媒体拥有了影响力,能够对政府的决策工作产生影响,还能对国民议会的立法行为产生影响。

显然,“华夏报业集团”,也就是后来的“华夏新闻社”在国内拥有很强的影响力。

在电视普及之前,“华夏报业集团”是国内最大的新闻社,不但在上海、北京与广州等地拥有十多家报社,发行了数十种报纸,还拥有三家全国性电台与十多家地方电台。在电视普及之后,“华夏报业集团”改组为“华夏新闻社”,开创了第一个全国性电视频道,后来发展到拥有十多个全球性电视频道。

可以说,“华夏报业集团”是中国新闻界的领军者。

正是如此,“华夏报业集团”的声明极有影响力,甚至超过了军方的调查报告。

在“华夏报业集团”发表声明之后,国民议会的上海籍与江苏籍议员立即采取行动,开始推动出兵危地马拉的议案。

对席存瑞来说,这可不是什么好事。

虽然危地马拉军人独裁政府所犯下的罪行已经昭然若揭,几个与中国关系良好的安理会轮值国也坚定了立场,表示支持中国在危地马拉采取军事行动,结束已经导致数十万人丧生的战乱,但是几个关键国家依然咬住中国未经安理会准许,擅自在危地马拉境内采取军事行动的事情不放。更重要的是,德意志第二帝国已经明确表态,如果中国当局不肯承认侵犯危地马拉主权的行为,就将在安理会动用否决权。

问题是,中国当局能够承认吗?

显然,这是一个不需要回答的问题。

如果中国当局承认侵犯了危地马拉的主权,就等于承认了危地马拉军人独裁政权的合法性,而中国出兵危地马拉的基础是其军人独裁政府不具备合法性,而中国出兵的理由是在危地马拉恢复民主政治。

也就是说,中国绝不能承认危地马拉军人独裁政府的合法性。